ZHANGZZ
从日记到出书
高倩根据中国40天寻根之旅的见闻感想，写出了300页的文稿。我珍惜她的劳动结晶，把文稿装订成“书”给朋友们分享，并设法正式出版。这大大激励了她的写作热情，对她进一步奋发努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
1992年底，我们出国6年之后，酝酿第一次回国探亲。
对高倩来说，这是热望已久的寻根之旅。她出国时还只有5岁，来美这6年间，在我们有意识的反复提醒下，她对中国故乡还保留不少认识和童年的记忆。6年来，我对她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培养，已使她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女孩。
一谈起回国，高倩总是兴奋不已、迫不及待。我利用她这种急切的心情，跟她讲条件：这次回中国，一路上要写日记，把每天的活动都记下来，回到美国以后，把它整理成文，打印装订成册，留做永久纪念。我们达成了“协议”，回美国后，要写个长达三五十页的总结报告出来。
我要求她把日记整理成文，既是为了让她了解中国，也是为了锻炼她的思考和写作能力。
她显得非常兴奋，写作对她来说不是一件难事。文学作品的熏陶、童年记忆中的亲人、寻根的渴望和对祖国的向往，交织成她炽热的激情——只要能够去中国，她就很高兴！我把她的胃口吊得高高的。
那时候，笔记本电脑还很稀罕，我毫不犹豫地为她买了一台，让她带在路上写作。
回到美国后，她一开始写作，就一发不可收。通常是每天开始写作之前，先看看她的笔记本，有时查一查资料，甚至到图书馆借书参考，接着就在电脑上劈里啪啦打个不停。她写前面几页的时候，打印出来还让我看，我读了以后不断地鼓励她，也和她讨论其中的内容。不过，几天以后，她就不让我看了。她认为，在写作过程中，如果有人对她写的东西说三道四，会产生干扰。她认为，应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、感觉和风格来写，那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。她的性格是既开放活泼又十分倔强的，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肯让步。无可奈何，我只好按捺住好奇心，耐心等待。
终于，有一天她说可以让我看了，打印出来有80多页。那个晚上，我一口气读完，兴奋得睡不着觉，凌晨两三点钟翻身起来，找出我在这趟旅行中拍摄的三四十卷照片，从中挑出与她所写内容相关的，又把她写的日记打印出两份，凌晨三四点出门，开车往24小时服务的复印中心而去。到了复印中心，我把照片插到相应的章节中，再配上一张高倩站在圆明园废墟上的照片作封面，装订起来，很像是本“书”。
回到家时天已快亮，第二天早上，送一本到我的朋友小陈家，另外带一本到办公室，给我的同事彼康博士和桑坦德博士看。
两三天之后小陈跑来，进门就喊“出版，出版，快出版！”他是学海洋气象的博士生。他把稿子给一个美国学生看，那学生虽然学的是海洋科学，却在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写小说。据说他把那册子一口气看完，就对着小陈大喊：“出版，出版，够出版水平了！”难怪小陈进了我的家门就喊。高倩在一旁微笑，她说在中国的时候，就想到要出版自己的日记。
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，这本小册子他们是彻夜不眠地读完的。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，留学生出国几年没有回国，通过高倩的日记，渴望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中国。
在美国出版女儿的英文日记，多遥远的事！我没有多大的信心。可是，高倩每天放学一回家，就聚精会神地在电脑前写作，到了1993年底，她已经打出了300页的文稿。如果不能出版，肯定会打击她的积极性。
我到书店买回几本有关出版的书，《如何快乐出书》、《作家市场》等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心情就沉重了。原来美国出书不容易。在美国想出书的人成千上万，《作家市场》里列出的4 000多家出版社中，书稿的接受率大多只有10%多一点。
我要求高倩把稿子再润色一下，可是她说，不能再改了，如果年复一年地改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就不是十一二岁人的思想了。她说得也蛮有道理。到了1994年初，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，我给在旧金山的中国书刊社（China Books & Periodicals, Inc.）挂电话。
接电话的王编辑是个中国人！他让我把全稿寄过去。我赶忙回家打印出书稿，用快递寄往旧金山。想不到，第二天下午两点，王编辑就挂电话来：“我们已决定出版高倩的书，你什么时候来签合同都行。”
真是不可思议！我迫不及待地买了机票。
旧金山和休斯敦有两小时时差，到达旧金山机场时，天还未亮。6月初夏，旧金山凉意沁人。我躺在宽敞冷清的候机厅椅子上，等着天亮以后乘车去出版社。身着单衣的身体贴在冰冷的椅子上，不禁打了好几个哆嗦。这个窘境不知怎么地，就让我想起了以前初中语文课本里学过的那篇《梁生宝买稻种 》。与我现在的处境比起来，梁生宝进城还能“吃一碗汤面，再喝两碗面汤”，实在奢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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